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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期 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弱信号”过滤与风险管控

董小英

 

一、 新冠疫情与弱信号的出现

在冠状病毒爆发初期,以武汉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为代表的一些医生,基于其职业敏感性和专业性,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此同时,某基因检测机构在12月27日即分离出了病毒,识别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危险性。遗憾的是,这个“弱信号”由于多种原因未能及时得到重视和应对。从现在已公布的信息看,这些弱信号被层层过滤,导致风险迅速扩大,给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损失。如何敏锐判断“弱信号”,并在最佳时间窗口尽早出台防范措施,避免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是现代管理者和决策者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 弱信号的特征与甄别

弱信号是指系统中出现异常、特例、离散、零星和非结构化的数据和信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苗头”。弱信号通常呈现出下述几个特征:第一,从关注程度上看,苗头的出现早期仅被少数人关注和重视,看上去似乎是孤立事件。最初的弱信号常常源自专业人员的感知、直觉和洞察,而非严谨的科学研究和系统论证,因此会受到不少人的质疑。第二,信息量非常少,人们对其认知度有限,有限的信息难以揭示事务发生发展的关键特征和内在模式,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和未知性,给人们的判断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此次冠状肺炎疫情中人们对其是否人传人一直存在争议。第三,弱信号是动态演化的,随着时间窗口的展开,弱信号像是“隐藏的火焰”,悄然之中快速演变成强信号时,危机已经到来,并造成巨大危害。第四,弱信号可能预示未来重大趋势的转变,期间危险与机遇并存,正如弱信号的提出者,美国著名的战略管理学者安索尔所提出的“过去并不总是通向未来的快速道,不是渐进和持续发展的结果”,因此,弱信号对未来的影响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由于弱信号的这些特征,人们容易将其视为“谣言”或“负面信息”来加以处理,未能引起决策者应有的关注,从而淹没了它的战略价值,错失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宝贵时间,最终酿成巨大风险和灾害。人类历史上多个惨痛教训(如911事件、墨西哥广域湾漏油事件和非典疫情)便是例证。

判断弱信号是否为谣言或负面信息,关键看其是否揭示了真相以及洞察到它的潜在影响,是否被提出用来警示他人以避免重大危机和灾害事件的发生。能够提供弱信号的人通常在一线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一手信息,具有较高的专业敏感性、洞察力和预判性,有责任感和担当,敢于直面事实与挑战,具有利他精神和公共服务意识,能够在科学研究发现弱信号的规律和模式之前就提出预见。因此,这类弱信号应该在管理、决策和风险防范中给予高度重视,而不能把它与散布假消息混为一谈。

弱信号与风险和危机管理密切相关,特别是其扩散呈现速度快、范围广、隐性化的特征时,给予人们的时间窗口非常有限,特别是在一个复杂系统环境中,弱信号的扩散范围、结果很难预测,如果不能及时判断和应对,会形成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灾害。

 

三、  导致弱信号管理失效的主要原因

尽管捕获弱信号非常不易,但是,很多突发事件的发生事先都是有很多征兆的,导致弱信号失效的主要原因是观察过滤、认知过滤、权利过滤[1]、信息过滤和战略过滤和体系过滤。

观察过滤又称监视过滤器,源自人们对一线现象的感知、洞察和信息搜集。观察是获取弱信号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主要来自于富有经验和知识的专业人士。此次在疫情早期,就有不少医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根据12月27日病毒检测结果和非典时的工作经验,预见到很可能发生人传人的情况,但是,一线医生的这些观察被所在医院领导或者卫健委领导“过滤”,并未成为早期预警的有价值的“信号”,反而以“送哨子人”和“吹哨人”的身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和训诫,最关键的信息被官僚主义和隐藏真相的文化淹没,成为到时弱信号扩散的第一道防线失守。

认知过滤是指人们获取信息和解决问题时的认知框架、判断体系和情报来源。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理论,人们习惯于接受熟悉或与已有认知体系一致的信息和看法,对于在这个体系之外的信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但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弱信号很可能是从人们的认知框架之外冒出来的。因此,最初状态下人们会对弱信号持忽视、质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在卫健委第一次(12月31日)到访武汉考察后提出,冠状肺炎疫情的诊断需要符合三个确诊标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全基因组测序。考察组的结论称,此次“疫情”,“可防可控”、“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这个以专家身份提出的诊断标准和结论,过早地总结概括了疫情的特征,在人们对疫情真相还没有真正了解的情况下给出了不符合事实的判断,妨碍了医院和医生们防护和高层决策对问题的判断。[2]

权力过滤是指组织和决策体系在对“弱信号”进行判断和响应时的应对能力。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真相是否可以自下而上的快速传递,即一线人员了解的情况是否能够直达最高层;二是信息知情权与决策权是整合还是分离。换句话说,最了解真相的人与具有决策权的人相隔越远,中间环节越多,掩盖问题的可能性越大。在“911”事件中,高层决策者共收到累计105次有关风险的“弱信号报告”,但是都被中层领导忽略和质疑。同时,权力体系的文化氛围和激励机制,也影响和决定了“坏消息”是否被“掩盖”,还是作为有价值的分享和决策支持。从现有媒体的报道看,武汉方面,无论是医院还是卫健委行政管理者,都存在大量试图隐瞒真相的行为。[3] 结果,当弱信号从“次要矛盾”快速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决策者对其发展的速度和扩展的规模缺乏准备,措手不及,大大提高了风险应对的成本和代价。

信息过滤是指在信息系统与信息文化两个层面对弱信号的传递与披露过程。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信息系统最大价值在于信息传递的“去中间化”和“高效率”,以便在很短时间内集成广泛的信息和情报。但是此次花费7.3亿创建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处于“失灵状态”,具体表现在:(1)框架缺失。在系统对传染病类型设计中,未包含人们未知的传染病,存在着明显的“认知过滤”;(2)启用迟缓。在1月24日发布了“武汉封城命令后”,系统才开始培训使用;(3)信息失真。1月20日省级医院公共卫生科仅将整理的疑似病例,上报到地方卫健委及疾控中心,但一些医院内发现的十几例疑似病例并未在网络中直报月;(4)系统设计不友好。监测报告的程序过于复杂,需要逐级排查、采样监控等,导致医生报告与处理的压力很大。[4]此外,在信息文化上也存在诸多问题。对于揭示真相的“坏消息”存在着禁忌与规避,组织崇尚报喜不报忧的文化氛围,导致“坏消息”在萌芽状态未能得到及时处置而不断蔓延扩大。在不同文化中,对待弱信号的方法与文化氛围和激励机制密切相关,如日本企业大力奖赏能够提供“坏消息”的情报人员,认为坏消息难以获得,价值很大,这些人才是对组织最忠诚的人。

战略过滤是指由于决策者在面对突发事件中未能及时调整战略重点,而是按部就班地执行原有计划,或者担心承担责任不做判断和延迟决策,静观其变,等候上面指令,从而错失时间窗口。例如,湖北省领导在已有肺炎疫情通报的情况下仍组织召开各种会议和举行联欢活动,而未把工作重点及时转向,导致更大风险出现,忽视了“民生是最大政治”这一核心价值。

体系过滤是指跨体系评价弱信号时,非专业人员对专业人员的“信息过滤”出现偏差,未能发现“谣言”的重要价值和内涵的隐患,这种“一刀切”的信息管理方法粗放低质,误读了有价值的专业信号,直接影响了信息体系的声望。

四、  防范弱信号过滤的思路与方法

避免观察过滤。观察过滤通常发生在远离一线人员和一线人员了解的真相被屏蔽的情况,过于理性和自信也会导致观察过滤的发生。避免观察过滤需要人们深入一线把握最真实的情况,重视专业人才的经验和洞察以及直觉判断,在新生事务发生之初不宜过早下结论。开放探索、广开言论、实事求是、真实为要,兼听兼明,在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信息量和多元视角。

避免认知过滤。由于弱信号通常是人们既有知识体系之外的新生事物,人们对其了解甚少,因此,尊重洞察、开放交流、探究真相、动态修正和包容模糊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按照过去的经验及早下结论,或者凭借专家的资历武断决策,往往妨碍人们对新事务的认识。因此,防范认知过滤需要建设性争议、多种假设和多情景分析,过早判断、主观武断、经验主义和专家之上有可能形成认知过滤,如果处于其他原因和动机给出结论,则对探索弱信号伤害更大。

避免权力过滤。权利过滤是指在应对弱信号所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中各级政府的担当和责任,构建及时响应和高效应对体系需要信息真实、透明度高、目标一致、风险分担、分工协同和执行力强等保障体系。避免权利过滤需要克服权利至上、层层设障、明哲保身和偏听偏信等文化弊端。

避免信息过滤。信息过滤是其他过滤机制存在的直接结果,在非典和本次冠状疫情事件中,信息过滤的情况都甚为严重。无论是流行病信息直报系统还是数字化解决方案,都需要秉承信息真实、基层直达、系统易用、用户知晓、操作简单、信息共享和决策支持等原则。在疫情事件中所暴露出来的人为干扰、数据劣质、过度把关和信息失效,说明技术的进步并未带来弱信号预警机制的改善,说明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只有与人的理念和技能、信息文化和管理体系改善,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也是电子政务、智慧政府、智慧城市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避免战略过滤。战略过滤通常是人们将情报搜集和关注的重点集中在战略框架内,或聚焦在既定的战略目标内,对战略框架之外的新生事务反应迟钝或忽略,因此,避免战略过滤的重要方法是不断反思战略边界,动态调整战略聚焦,并将情报获取的眼光放在战略框架之外的信息和信息来源上,及时地对其进行判断和解读。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图谱和互联网数据分析工具可以辅助人们解决此类问题。要避免战略过滤,需要人们关注异类、包容模糊、动态扫描、框架拓宽。为了有效防范战略风险,需要克服战略固化、过度聚焦、封闭守成等问题。

避免体系过滤。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数量庞大、鱼目混杂,复杂多变,很容易将有价值的弱信号与其他信息数据混淆,专业化分工和关键信息整合是非常必要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以系统互联、数据互通为基础。建议在政府层面参照国际通行做法,设立首席信息官职位,负责整体协调行业部门数字化的协同和整合问题。同时,本着真实为要、精准甄别、专业高效、动态评估的原则,实现对弱信号的快速获取与甄别,避免出现一刀切、管控不当和跨业误判等问题。

五、识别弱信号与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弱信号识别与风险管理密切相关。在今天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国内外环境中,由大量未知因素构成的潜在风险加大了管理决策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战略规划带来突发、难以预测的冲击和影响,对决策和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快速识别弱信号并做出判断是风险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危机响应和危机处理非常重要。

对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事件的反思告诉人们:弱信号的识别与应对会对风险管理的范围和能力产生直接影响。风险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级别。一级风险管理,是指在弱信号阶段的风险管理,由于弱信号的危害被及时识别和判断,在最短的时间内和最小范围内进行风险管控与应对,将大大减少对人和环境造成的伤害。二级度信号管理,是在弱信号全面扩散之前采取行动,此时人们已经对弱信号危害性有所了解,风险在有限地域中扩散,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三级风险管理,弱信号已经转化为强信号,风险管理已然成事后管理,这时风险蔓延的范围与程度已经大大扩展,需要调用大量资源才能解决问题,给社会和民生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损失。因此,对于人命关天的风险应该制定坚定果断的政策和原则,宁可“虚惊一场”,绝不能“大意失荆州”。为此,笔者建议:

在中央和各省市建立对“弱信号”的监测体系并量化可视化罗盘。在中国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发展中,风险和危机管理极其重要。在社会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大环境中,“弱信号”很容易被忽略和掩盖,而一旦弱信号转为强信号,其所带来的损失和代价及康复成本难以估价。通过定期对“弱信号”检测框架与核心指标的选择、评价和修订机制,通过量化手段和移动设备,将风险指数纳入到决策体系中,通过“全国信息共享、局部风险应对”策略,打造高效的风险防范体系。

建立风险预警激励机制解决信息过滤问题。对于复杂社会系统来说,风险常常隐藏在不为人所关注或未知领域里,要想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需要有明确的“预警机制”,建立尊重真相的文化与激励机制至关重要。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管理者都需要制定具体的激励机制,鼓励发现真实弱信号的人,并将弱信号公之于众,从而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只有将这种“预警者”制度合法化,才能将“坏消息”变成好结果。当然,人们可能担心,一旦这种文化建立,会不会导致“弱信号”与“坏消息”满天飞,而人们则疲于应对的情况,可行的办法是对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发展与民生的风险要素建立框架并进行动态扫描,由专业人士对弱信号进行动态观测和评估,特别是鼓励那些能够负责任地说出真相的人。

建立地方(属地)与中央动态协同机制解决权力过滤。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应对风险的速度和效率至关重要。为达到这一目标,可采取不同的管理机制解决对弱信息的组织过滤问题。一是在整体管控与局部授权之间把握动态平衡,适度授权地方(属地)决策者,在突发事件出现并能够做出基本判断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而不是一味坐等中央的指示;二是通过数字化平台的“直报”功能形成快速响应机制,特别是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级反馈指导时间和指导应有明确规定;三是对弱信号进行量化管理与预测,从而对信号发展趋势及时理解并果断应对。

尊重专业化的风险预警避免体系过滤。对于专业人员的预警应给予高度尊重和专业化评判,而不是由非专业机构简单管控和以“维稳”为借口武断阻断。只有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才能让“弱信号”表达出来。面对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需要突破权力主导的话语体系,允许更多的见解涌现,快速增加人们对风险探索的知识量和解决思路,特别是在弱信号的早期,更多的信息量对群策群力、降低恐惧和不确定性很有帮助,并在探索实践中逐渐达成共识。公共卫生和医疗风险专业性强,人命关天,需要在各级领导中普及风险意识,本着对人民负责的宗旨,提高对风险的敏感度和应对能力。

保持开放体系避免认知过滤。对弱信号的识别通常来自直觉、感知和对实践的观察,它很可能突如其来,出乎意料,超出了原有认知框架和战略聚焦。所以,开放性、快速学习、包容异见、自我反思和复盘非常重要。它还需要摒弃对旧思维的路径依赖和自我为中心的封闭体系,快速接纳新事物进行自我调整和快速适应。因此,尊重专业洞察与预判,借助群体智慧解决认知过滤问题,形成对弱信号的群体认知与智慧,是管理风险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弱信号早期,允许假设和判断的冗余与多样性,通过实践验证不断修订认识。

在高度不确定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弱信号蕴含着大趋势,抓住就是机遇,失去就是威胁,甚至灾难。我们应该珍惜弱信号的战略价值,保护和鼓励提出弱信号的人,让弱信号纳入战略决策体系,建立对弱信号的监测机制和框架,将与国计民生高度相关的指标纳入框架之内,并尽可能通过量化指标动态衡量弱信号的强度。同时,授权各级政府,在风险到来之初,将人民的利益放在最优先地位,直面问题和挑战,以应有的勇气、胆识和群体智慧面对直面挑战和解决复杂问题,使弱信号在战略管理与决策中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作者单位: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1] H. Igor Ansoff ,Managing strategic surprise by response to weak signals.Calif.Manag.Rev.23(2)(1975)21-23.

[2] 马晓华,疫情初期决策复盘:稍纵即逝的三个关键战机第一财经•2020-02-23 12:12

[3] 包志明 覃建行 高昱 萧辉,李文亮所在医院为何医护人员伤亡惨重?财新网,2020.3.11

[4] (信娜,王小,孙爱民 辛颖,财经杂志 | 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投资了7.3亿,为何失灵了28天?

//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