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君 李景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下称疫情）爆发以来，疫情发展和防控显示出明显的地区差异。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以后，各地区在复工复产方面也面临不同的压力和挑战。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各地区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分别有什么样的表现，影响他们表现的具体因素是什么。我们在分析社会经济构成等结构性因素的同时，特别关注各地区的党政领导干部经历特征如何影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一、疫情防控的地区差异
（一）各地区社会经济水平、领导团队特征对疫情防控的影响
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进行针对“不明肺炎”的检测核实工作，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研判认为，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了各地不同程度的疫情传播。图1显示除湖北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新冠肺炎在不同时间点的累计确诊数（下称病例数），可以明显看出，湖北的邻省（如河南和湖南）和经济发达地区（如广东和浙江）的病例数总体较高。
图1.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累计确诊病例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
另一方面，各地的疫情防控形势受到当地政府和领导班子决策速度和防控力度的影响。1月20日作为国家卫健委公布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关键节点，也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会议，就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的关键节点，成为评估各省疫情防控工作响应速度的一把尺子。此后各地区响应的速度以及所采取措施的力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各地的疫情发展和防控。
通过观察对比不同地区的反应，我们发现，那些在疫情防控方面（包括后来的复工复产）表现优异的领导干部大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责任担当，二是见识素养。以湖北省潜江市为例，在1月17日以前，潜江有关部门已经在紧锣密鼓地为防疫做准备，开始收治肺炎确诊病例，并且第一时间封城，第一时间停止所有娱乐活动，第一时间要求居民不要外出。不得不说潜江的领导班子当时是冒了一定风险的，其结果是潜江成为湖北省仅次于神农架的疫情最轻的一个市。这突出体现了当地领导班子的责任担当、见识素养受个人和团队的教育背景、个人经历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比如贵州省反应迅速，2020年1月3日，贵州省卫健委就成立了疫情研判专家组；1月14日，省卫健委及时安排部署，1月20日，全省启动联防联控机制。在报告本省首例疑似病例的1月21日，贵州省随即谋划建立全省集中救治点，1月24日，果断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当天全省仅有4例病例）。结果是，贵州疫情处于低发状态，截至3月18日，每10万人确诊病例约为0.403例（全国除湖北以外每10万人确诊病例平均为0.979例）。观察发现，现任贵州省委书记此前曾先后担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等。由此推测，卫生部门的工作经历使得领导干部对于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问题更加敏锐，同时也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此外，领导班子的多部门、多地区的工作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有助于领导干部开阔眼界和能力范围，精准施策，执行到位，从而有利于疫情防控。
（二）疫情防控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3月18日为我国内地首次新增病例数为0的时点，我们以3月18日24时我国内地319个地级行政区（下称地级市，不含湖北省各地级行政区和海南省三沙市，四个直辖市）的累计确诊病例为基础（不含境外输入性病例），计算每十万人口确诊病例数，分别考察各地级市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包括武汉人口迁入比例、人均GDP、人口密度、老龄化程度、每十万人口所拥有的医生数）、所在省份应对疫情的速度和强度、党政领导团队（即市委书记和市长）经历特征（包括基层工作经历、中央工作经历、卫生部门工作经历、经济部门工作经历、组织部门工作经历、司法部门或军队工作经历、企业工作经历、二人的专业异质性—比如一人文科背景一人理工背景。在测量上，书记和市长二人中只要有一人有某方面的经历，我们即认为该团队有该方面的经历），和二人中的最高学历分别与各地级市每十万人口确诊病例数的相关关系，其中显著的相关关系（以回归分析中的显著性为标准）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相关系数表
注：**表示在0.01 水平上（双侧）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上（双侧）相关性显著。病例数和医生数均为十万人口拥有量。N=319。
由表1可知， 1月23日武汉封城前，武汉人口迁入某地市的人口比例越高，该市病例数就越多，通过分层回归发现，迁入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每十万人口病例数就增加2.265人。结合各省的首例确诊病例都有武汉接触史的事实，这个结果说明武汉封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人口密度高的地级市，每十万人口病例数也越高，通过模型回归分析可知，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增加1人，每十万人口病例数将增加0.001人，这体现了新冠疫情流行病的特征，也间接说明保持社交距离对于遏制疫情的作用。每十万人口拥有的医生数量越高，该地区确诊的病例数就越多，通过模型回归分析可得每十万人口医生数量每增加1人，会导致每十万人口病例数增加0.002人，这是因为，医生数量是反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而武汉流出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经济发达地区。在社会经济因素之外，各地级市党政干部的基层经历与病例数显著负相关，通过分层回归发现，与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领导团队所在的地市相比，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领导团队所在的地市每十万人口病例数将减少0.377人。然而，具有中央工作经历的领导团队所在的地市，每十万人口病例数增长0.539人，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二、复工复产的地区差异
（一）各地区社会经济水平、领导团队特征对复工复产的影响
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以后，复工复产、稳定当地经济发展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也成为衡量各地治理水平的标尺。我们通过Python抓取百度迁徙大数据，获得各地市出行强度数据，作为复工复产进度的大致指标。2020年1月12日至3月23日全国平均出行强度的变化如图2所示，出行强度的变化基本与复工复产的状况相吻合。由图2可以明显看出，从1月22日开始，全国平均出行强度急剧下降，2月7日以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复工，出行强度开始恢复。随后，中央相关部门和许多地方政府纷纷采取措施，鼓励复工复产，全国出行强度稳步回升。
图2.全国出行强度变化
数据来源：百度迁徙大数据
治愈率水平是各地区推进复工复产的基础，由图3可以看出，到3月19日，除湖北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治愈率都接近或等于100%，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出行强度都已明显超过1月23日的出行水平。
图3.各省出行强度与治愈率关系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百度迁徙大数据；中国社会质量基础数据库
由图3可以看出，出行强度明显恢复至疫情之前水平的地区包括了一些经济大省（浙江、江苏、山东等）和西部地区。各地区有不同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因而也存在不同的复工复产的必要性和压力。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地位重要，因此第二产业占比越高的地区，复工复产的迫切性越高。此外，相对于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往往更加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因而需要地方政府采取全面和丰富的措施，这也就对领导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复工复产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以全国各地区复工以来（2月7日至3月23日）的出行强度均值为复工复产强度的测量指标，探讨各地市治愈率水平（3月23日）、社会经济特征（人口密度、人均GDP、每十万人口医生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比以及外资企业占比）以及领导团队的特征（包括基层工作经历、中央工作经历、卫生部门工作经历、经济部门工作经历、组织部门工作经历、司法部门或军队工作经历、企业工作经历、专业异质性和最高学历，具体说明同上，不再赘述）与出行强度的关系，显著的相关关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相关系数表
注：**表示在 0.01水平上（双侧）相关性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上（双侧）相关性显著。医生数为十万人口拥有量。N=319。
由表2可以看出，出行强度与治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唯有疫情防治效果见好，复工复产才能在更大程度更高水平上进行。每十万人口医生数量与出行强度负相关，由回归模型得出，每十万人口医生数量增加1人，出行强度将下降0.003个单位。各地区第二产业的占比与出行强度正相关，通过回归分析发现，第二产业占比每提升1%，出行强度将会增加0.006个单位；领导团队基层工作经历与出行强度显著正相关，建模分析后得出，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领导团队所在地市的出行强度比无基层经历的领导团队所在地市增加0.188个单位。司法部门或军队经历与出行强度负相关，回归分析发现，具有司法部门或军队经历的领导团队所在地市的出行强度比没有该经历的地市下降0.123个单位，可能的原因是司法系统或军队工作经历所积累的能力与经验与复工复产的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领导团队的最高学历（以二人中的最高学历来测量）与出行强度显著正相关，分层回归分析后发现，领导团队的最高学历每上升1个层次（比如由本科到硕士），当地出行强度就会增加0.176个单位。通过对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发现最高学历较高的领导团队，往往具有多个不同的专业背景，这也说明复工复产对综合、全面、系统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更高。
三、初步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影响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包括经济社会人口等因素，又有各地的主观能动性带来的差别，包括应对措施和当地政府的治理水平。因此，提高各地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领导干部素质至关重要。
第二，党政领导干部的相关经历和特征对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有着显著影响。以疫情防控为例，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引入了地方领导干部的特征以后，对于每十万人口的总病例的解释力提高了大约33%。
第三，在领导干部的各种各样的经历中，党政领导干部的基层经验对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都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这再次验证了韩非子的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第四，对于领导干部来讲，责任担当必不可少，同时也要看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需要不同的能力和素质。我们的回归分析表明，地市党政团队的最高学历对于疫情防控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于复工复产却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相比之下，司法部门或军队经历则对复工复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当然，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局限，我们的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用出行强度来测量复工复产，可能并不特别准确；领导者的特征也只能以他们显性化的经历来衡量，真正能够反映领导者责任担当和能力素质的信息很难全面获取等。但以上的发现和结论是我们经过严谨的分析和审慎的思考后得出的基本结果。
作者单位：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