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们对经济复苏感受较弱的原因
如果说中国经济存在隐忧，我认为隐忧主要不在中国经济内部，而在中国经济的外部，在于整个国际形势动荡和国际对疫情控制的程度不足。IMF近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速为-4.9%，此前预期为-3%；预计2020年美国GDP增速为-8.0%，此前预期为-5.9%；预计2020年欧元区GDP增速为-10.2%，此前预期为-7.5%。IMF调低各主要经济体和世界增长预期，主要考虑到疫情的持续影响和社会疏离政策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因此，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局势更加恶化，受疫情影响，外部世界总体对中国的商品需求会更弱，全球产业链成本增加等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IMF表示，中国是唯一一个预计在2020年能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个“正增长”，对世界经济非常重要。虽然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并未对全年经济增长设置指导性目标，但很多人的预期还是高于IMF对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1%的预测。如果要抵消一季度经济负增长，中国要经过二季度的努力恢复期，三、四季度的发力期，这意味着下半年经济可能需要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速度，甚至更高。
那么，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感受不到经济强烈的复苏感，还存在很多忧虑？笔者认为，这些忧虑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是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投资消费决策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虽然中国国内疫情目前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对疫情的防控仍没有松懈。并且，纵观世界，全球疫情走向尚未明朗。面对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的行为也随之改变，比较典型的是延期消费和延期投资。虽然很多人感到收入降低了，但是银行存款增加了，老百姓的储蓄率提高了，说明大家减少了一些奢侈性的、不必要的支出。一家企业是否要投资一条新的生产线，在疫情的不确定性下，很可能会选择再等一等。这是中国的需求显得不那么旺盛的原因。因此，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总需求量的最大变量。
上半年陆续出台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整个金融系统流动性的货币政策、以及针对中小企业的结构性的纾困政策，都能够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但是力度是否足够还需要观察。因此，笔者认为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仍将随着二季度和三季度的经济表现进行调整。如果投资的热情不够，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投资不能够迅速弥补因为不确定性而下降的民间投资，那么下半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力度则仍需加强。不确定性是经济繁荣活力的最大杀手，所以我们应当对其保持足够的关注。
第二，这种忧虑感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有关。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当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那么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则必须随之调整，能够适应变化后的需求结构。
经过疫情的冲击，需求结构的变化将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需要区分哪些产业将出现萎缩，哪些产业将会兴盛。因此，虽然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但并不应该盲目扩大需求，反之，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上应当有所取舍。我们在现阶段仍应强调以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让企业家们去探索，让消费者们去选择。让市场保持活力并不仅仅依赖于刺激政策，更要让市场去发现哪些产业更有前途。这种结构调整是有挑战性的，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宏观政策并不能为其“续命”。
第三，为应对疫情采取的社会疏离政策会增加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交易成本。为抗击疫情，人们需要保持社交距离。这种社会距离或者社会梳理的政策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毋庸置疑，这些为防范疫情所采取的措施政策是必要的，但疏离措施给企业增加的成本是没有被预估的，这会导致经济活动建设看起来“没那么好”。这也是造成忧虑感的原因之一。
三、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着眼点
笔者认为，为更好地理解中国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应重点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应继续落实“六保”任务，也就是保底线的政策。疫情不同于金融危机，也不同于货币危机，它是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从一定程度上摧毁或打乱了经济活动的节奏。疫情对于不同行业及企业的打击力度不同，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很好，但却受到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因此，落实“六保”任务仍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应当迅速且及时地为有困难的行业、企业和个人提供合理的支持与帮助。其中，保民生、保就业是“六保”政策中的关键点。
第二，充分落实提振经济需求的政策。提振经济有两个着力点。一是财政上要创新工具，让积极的财政政策迅速落实。中国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很大。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财政收支情况处在最有优势的状态。因此要加快创新工具，如果落实到位，就会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加快。同时，政府或政策性银行支持的一些农林水以及社会投资也会得到提振。二是做好预期管理。面对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应当在如何管理预期影响投资者和民众的信心方面多做工作，以减小由疫情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延期消费、延期投资的影响。政府宏观政策及各种投资项目的实施应变得更加透明。财政进行了大量的支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也对于很多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就应当更透明更准确地公示这些刺激政策落实情况。公共投资和政府投资的增加会在无形当中带动民间的信心，若企业家、投资者及消费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政策后续推进的情况，那么将会更准确地判断经济形势，减轻疫情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三是提升民间信心。越是危机的时刻，我们越应当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强法制、保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秩序的保护能够让民众建立起稳定的预期，从而更快地渡过难关，创造更好的未来。
第三，应当建立良好的市场制度和激励机制，使得企业能够更自主地进行资源的再配置。若没有发生危机，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收入增长一定会带来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然而，产业结构如何去变，如何去满足新的消费需求，并非简单地只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刺激政策，而是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保护民营企业家们的探索精神，实施中国的破产法。没有企业会永远活着，企业的生生死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国的经济活力在稳定的法制框架下、在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让中国的参与企业、市场活动的人都有长期稳定的预期，十分关键。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去增加未来有前景的领域内的投资，去探索更新、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形式以及服务品类，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过剩产业则会自动得到收缩。建立良好的激励制度有利于促进中国的资源再配置。并不是所有产业都能在疫情过后会重新获得活力，疫情将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因此，在疫情造成的综合性危机期间，结构调整的任务变得尤为重要。
建立这种机制应从四个方面发力。第一，出台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政策。第二，研究传统企业转型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第三，明确这种激励机制在税收上的变化。第四，探索如何把该改革推向深入。建立激励制度对于提振全民的信心、提振企业家投资的信心，都是至关重要的。
（改编自作者发表在中新经纬的文章《中国经济的“忧虑感”来自哪？》）
作者单位：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