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明 余靖雯 龚六堂
摘要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会如何改变新发展阶段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趋势？本文实证发现中国家庭隔代抚养提高了家庭生育率和女性劳动供给，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可能通过家庭隔代抚养渠道影响劳动力供给。本文在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了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发现延迟退休年龄后，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和年轻人劳动供给下降。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成本的家庭隔代抚养弹性。如果生育成本的家庭隔代抚养弹性较高，那么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将降低，反之亦然。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时间成本。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了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成本，在生育数量和质量替代关系的作用下，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将提高。本文创新之处是将研究前沿的统一增长理论与中国特色的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结合，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影响，从新的视角拓展了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对研判中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效应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引言
为有效应对老龄化、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促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年龄既会直接提高年老人的劳动时间，也会间接改变年轻人的预期，进而深刻影响年轻人的储蓄、生育、教育和劳动供给决策。因此，政府须关注到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更深层次的影响机制，以准确研判新发展阶段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长期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延迟退休年龄的其他国家，中国家庭具有普遍的隔代抚养文化，即年老人帮助子女抚养孙辈后代，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安排。延迟退休年龄直接减少了年老人休闲时间，将会对这一文化产生冲击，现有研究对此的关注仍然较少。本文在包含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的经济环境中，研究了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对劳动力供给的长期影响，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首先使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隔代抚养文化显著提高了中国家庭生育率和女性劳动供给，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现实经济中的确可能通过这一渠道影响劳动力供给。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一方面，模型中包含了统一增长理论中强调的生育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这一关系得到了关于中国家庭的实证文献验证。另一方面，模型中引入了家庭隔代抚养文化，体现为年老人关心孙辈的成长。隔代抚养孙辈占用了年老人的休闲时间，但是同时也会降低年轻人生育的时间成本，进而影响年轻人在生育数量和质量上的选择。年老人需要对此进行权衡来决定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因此，家庭隔代抚养文化受到了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延迟退休年龄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家庭隔代抚养这一新的经济机制，延迟退休年龄就会对家庭生育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劳动力供给长期增长。
二、基本事实
这一部分使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2014年数据，数据分析显示隔代抚养文化对家庭生育率都具有正向影响。平均而言，在控制所有变量时，孩子主要由祖辈抚养的家庭孩子的数量比其他类型家庭多0.228，生育率大约高出16%。家庭隔代抚养文化提高了女性劳动供给。如果孩子主要由祖辈抚养，那么女性参与劳动的概率将提高11.5%左右，每周工作小时将提高9小时左右。
三、模型框架与理论分析
从生育数量上看，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延长个体一生劳动时间直接提高了其一生总收入，生育数量将倾向于上升，这可以看作生育数量的收入效应。但另一个渠道是降低了家庭隔代抚养程度，进而提高了年轻人生育的时间成本，生育数量将倾向于下降，这可以看作生育数量的价格效应。延迟退休年龄对生育数量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这两个渠道的相对强弱。
从生育质量上看，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也有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通过延长个体一生劳动时间直接提高了其一生总收入，个体用于子女教育的总投入将提高，这可以看作生育质量的收入效应。但另一个渠道是影响了生育数量，而生育数量又和生育质量存在替代关系，这可以看作生育质量的价格效应。延迟退休年龄后，生育数量的收入效应可以刚好抵消生育质量的收入效应。此时，生育时间成本将通过生育质量的价格效应直接决定生育质量。因此，延迟退休年龄对生育质量的收入效应被价格效应的一部分完全抵消，此时生育质量的价格效应起到主导作用，即生育时间成本提高将倾向于降低生育数量，通过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生育质量随之提高。
结论1：延迟退休年龄后，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将下降，年轻人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当法定退休年龄较低时，家庭小孩的平均隔代抚养时间将下降，平均生育时间成本将提高。
结论2：延迟退休年龄通过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影响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长。当法定退休年龄较低时，延迟退休年龄后，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成本的家庭隔代抚养弹性。如果生育成本的家庭隔代抚养弹性较高，那么价格效应起到主导作用，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将由于生育成本更快上升而降低，反之则收入效应起到主导作用，劳动力数量增长速度将由于收入更快上升而提高。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的变化方向取决于生育时间成本，延迟退休年龄提高了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成本，价格效应始终起到主导作用，通过孩子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关系提高了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
模型还可以进一步引入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并不会改变延迟退休年龄对家庭隔代抚养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方向。这是因为，延迟退休年龄改变了年老人在家庭隔代抚养时间和休闲时间上的权衡，但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并不直接影响二者对个体效用的边际影响。虽然收取社会养老保障税时，劳动力税后工资降低，导致延迟退休年龄的收入效应变化，但是与此同时年轻人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降低，也会使价格效应发生变化，二者相互抵消后的净影响就会相对有限。
结论3：在现收现付型社会养老保障税率较低时，结论1和结论2依然成立。
四、数值模拟主要结论
1. 伴随着退休年龄延迟，家庭隔代抚养程度逐渐下降，到退休年龄为65岁时，年老人隔代抚养孙辈的总时间降为2.0年，而年轻人生育一个孩子的时间提高到6.8年。
2. 虽然理论上年轻人劳动供给会随着退休年龄延迟而下降，但从数据模拟结果来看，这一影响程度非常小。
3. 随着个体对年老期休闲的重视程度下降，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将提高，但延迟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劳动供给、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都没有显著变化。
4. 随着个体更重视孙辈的数量和质量，家庭隔代抚养程度将提高，但延迟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劳动供给、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也都没有显著变化。
5.在有社会养老保障时，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基本不变。随着退休年龄延迟，家庭隔代抚养程度下降，年轻人的生育时间成本上升，年轻人的劳动供给小幅下降，并且影响程度也基本不变。
五、拓展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下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
如果家庭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那么延迟退休年龄对其隔代抚养程度、生育成本和年轻期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方向没有变化，但是此时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数量增长就不会产生影响，对劳动力质量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当生育成本的家庭隔代抚养弹性足够大时，劳动力质量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反之亦然。这意味着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可能不利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家庭的教育投入和劳动力质量增长，应当予以特别关注。
（二）引入更多形式的家庭隔代抚养
假设个体既以陪伴形式隔代抚养孙辈，也以转移收入形式给予经济支持。如果个体对年老期的休闲时间越重视、劳动时间越长，那么个体在隔代抚养上进行时间投入，边际成本就会相对较高。如果个体的收入越高导致其消费水平较高，那么个体在隔代抚养上进行物质投入，边际成本就会相对较低，此时个体就更可能选择以物质投入隔代抚养孙辈，减少时间投入。当达到一定程度，个体就不会花时间隔代抚养，更多地转移收入以支持子女抚养孙辈。
六、总结与政策讨论
本文为中国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应对老龄化和利用人力资源提供了四点政策参考。
一是须以更全面视角评估延迟退休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包括提高年老人劳动供给的直接影响，也包括通过家庭隔代抚养渠道改变年轻人生育、教育和劳动供给决策的间接影响。
二是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也应关注相关政策对家庭隔代抚养文化的影响。中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其中直接影响年老人劳动供给的政策不仅限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还包括提高社保缴费年限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等其他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冲击到家庭隔代抚养文化。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增长趋势，这些政策如何在长期促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发展，也应予以充分重视。
三是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同时，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等公共政策须同时到位，与之配合，以缓解家庭隔代抚养程度下降对劳动力供给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政府应尽快放松生育政策，由计划生育转为鼓励生育，比如实施更积极的补贴或产假政策，甚至可以把法定退休年龄或个人所得税与生育率挂钩，激励家庭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投入以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完善学前教育基础设施，补贴多子女家庭学费支出，以劳动力供给质量增长对冲数量下降影响。
四是延迟退休年龄等政策对不同类型家庭产生了差异化影响，改变了收入分配演化趋势。不同类型家庭在隔代抚养形式和程度、生育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差别，其面临的社会养老保障和退休政策也可能有所区别。对于低收入家庭特别是相对贫困家庭，既应提升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应重视退休、养老和生育政策调整对其家庭生育和教育成本的影响。政府应采取多种保障措施缓解这类家庭承担的社保负担，更大幅度提高其养老待遇和教育补贴，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性。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简报执笔：王涵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