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辉
一、社会组织系统与一贯合法性
合法性是一个普遍的观念或假设，在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信仰和定义体系下，指一个社会实体的行动是适宜的、合理的或者恰当的。所谓“法”，并非仅仅包括狭义法律法规，而是一个宽广的社会学概念，也包括社会习俗和民族心理。
一个社会组织系统通常有复杂的合法性系统。合法性无处不在，简言之，就是指常规性活动是如何被期望的、被安排的和被接受的。合法性的生成和建构受多方面复杂因素影响，且因果模糊。然而，系统内外的人们总是能在当下就“大概”地判定哪种行为与言语是否合适。用以衡量或者掂量行为是否合适的，就是合法性。
具有以下三种特征的合法性，称为一贯合法性：一、系统经历长期演变而形成的，是选择的结果；二、外来者初到一个新的系统，很难被接纳；很难存活；三、合法性就好比是一种“乡土”，系统内老居民通常拒绝改变习惯，抵制对现有系统的改造。
二、经验谱系、组织机制与应急合法性
社会组织系统有两个重要概念：经验谱系和组织机制。一个社会组织系统，必须有组织机制才可运营，必须有经验作为运营的支撑。没有经验的社会组织系统是茫然无措的，没有组织机制的社会组织系统是混乱无序的。经验多种多样、复合庞杂，称作谱系。
应急合法性是在突发事件前提下能够暂时取代一贯合法性、甚至凌驾于一贯合法性之上的支撑系统运营的合法性，它决定了应急期间常规、非常规乃至超常规活动是如何被期望、安排和接受的。
在中文语境下，我们有时会用“当机立断”表明应急管理决策，但实际上，很多应急反应并不当机，优柔寡断，错失良机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所“断”的也不一定得当。或者，在当时以为是当机立断，但过后再回头看，才知道已经贻误。这是因为没有经验导致的。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合法性切换形式上类似即兴行为，称作即兴切换。完全的 “即兴”，就是没有准备而为之。应急合法性的即兴切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即兴。合法性的即兴切换一旦发生，组织系统存在的意义随之经历一次再生或重构。而在重构之下，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原有经验谱系中的一些技能可能一时失灵。
1949年在曼恩峡谷发生山火灾难性事故，一队15人的消防小分队在扑救山火过程中，遇到意外，慌乱无措，四散奔逃。这个案例中，一种组织意义坍塌，另一种组织意义即刻生成，即：“一贯合法性”崩塌，“应急合法性”生成。这是一种意义重构。意义重构在刹那间完成，合法性在刹那间完成当机切换。
然而，合法性切换并非都如曼恩峡谷案例一次切换“到位”。合法性切换通常是在组织机制的“保障下”发生，组织决策者通常都会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当机之时采取既有路线。决策者通常极有可能会把突发事件当成既有经验谱系中的类似事件去处理。
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特大安全事故，奉命执行现场扑救任务的消防官兵不明就里，仍然按照原有经验进行作业，牺牲百余人，教训惨痛。依据既有的经验谱系去判断和决策，不可能轻易超出既有经验谱系，本质上都是因一贯合法性的惰性导致的，是由于现有系统对一贯合法性的坚守。这揭示了合法性切换的核心悖论：一贯合法性因为具有“一贯”性，所以不会为应急合法性——哪怕暂时地颠覆自己——提供合法性。
以组织机制和经验谱系为基础的一贯合法性本身具有多大的惰性，决定了切换的可能性以及时效性。浸染在既有的经验谱系里的组织决策者，有时难以当机立断地想出切换方法，即使想出了也很难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实施。并且大量案例表明，并非在突发应急中都会发生合法性的当机切换。有时需要多次调整，特别是当突发事件由远及近，且有一个发展周期，各种相关情况不断演变，不确定性逐渐升级的情况下，一个社会组织系统难免会经历观望、犹豫、渐次调整的过程。
三、能力结构与权力结构
与经验谱系相对应的是经验结构，与组织机制相对应的是组织结构。各有种种分类，这里聚焦于经验谱系和组织机制所衍生出来的并且与二者都直接关联的结构，一个是能力结构，一个是权力结构。能力结构所对应的是一个系统内解决问题的技术、技能和专长的分布与责任担当，它是一种决定着系统能力元素如何连接组合、发挥和改进的排列模式。权力结构所对应的是一个系统内的授权与管控的层级与边界设计，以及发挥作用的激励机制。权力结构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在一个社会组织系统中，能力结构与权力结构并非对等或者对偶。绝大多数情况下，权力结构更具有主导性。事实上这也恰是问题的根源之一。一场突发事件所抖落出来的问题，更多的和更主要的，关乎经验谱系和组织机制，能力结构与权力结构。
1910年，鼠疫从西伯利亚经由铁路传入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一场瘟疫就此突发。俄租界议事会作为当时在哈权力机关，几乎一致地判断：这是通过老鼠传染的鼠疫。这是经验谱系中的能力结构在为决策起到支撑作用。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支撑。疫情十分严重，哈尔滨疫死人数超过5000人，长春和呼兰等地亦然，且临近春节，一旦沿铁路线南下，后果不堪设想。当时东北，有俄国的北满铁路，日本的南满铁路，权力结构十分复杂，而基于经验的能力结构几乎空白。谁有能力知道此次鼠疫与之前曾横扫欧洲的腺鼠疫的不同——此次是通过人传人的肺鼠疫！危难之际，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伍连德医生临危受命，率领他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亲自培养的专家团队，一到哈尔滨，可靠的抗疫能力结构才真正组建并就位。伍连德医生专业训练有素，医术精湛，见多识广，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接连确立了几个至为关键的应急措施，迅速扭转战局，到1911年4月，东北疫情得到控制。
在这一案例中，应急合法性至少切换了两次。先期的突发应急走进死胡同，坐以待毙，稍后盲目应对，有失周全，伍连德团队就位之后，走出死胡同，再一次切换应急合法性，转入正轨，实施较为周全的应急管理。得当的应急合法性的当机切换，有赖关键的能力结构到位并发挥主导作用。但这个关键的能力结构之所以能够到位，与时任清廷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的开明，相信现代医学、信任专业权威是分不开的。假若载沣等身居权力结构高位者囿于迷信，排斥科学，那么伍连德医生也只能英雄无用武之地。关键能力结构之发挥亦有赖当时东北各种势力所组成的权力结构在危难之际顾全大局、通情达理和全力配合。在此过程中，伍连德医生的回天之力，也可理解为凭其经验与能力获得了能够主导局面的权威与权力。权力结构方面也在此过程中迅速调整，重新定位，发挥出了对伍连德及抗疫的全力支持和有效配合的组织能力。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是：做对的事，并且把事做对，必须保障能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合理交互和有效配合。
其实，在实践中做到周全管理是十分不易的，更何况多数应急情况都把组织推到既有经验谱系的悬崖处。假若此前曾有一些与应急有关的经验积累，但因为缺乏后续常规性活动的保鲜、加持和更新，那些经验常常被深埋起来，或者被储存于组织系统的记忆边缘。然而只有当经验被唤醒、激活和调用，并能转化成技能专长，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才堪称能力。如果在社会组织系统中，没有专门部门去保管应急经验“备胎”，或者即使有部门保管那只“备胎”但却没有在系统中预留一个能确保在意外事件突发时及时启用那只“备胎”的权力结构和能力结构，那么，当意外一旦发生，既有的权力结构和能力结构尚不能有序应对，更不可能指望深藏在记忆边缘的久远经验拯救现实世界。
通常，在应急状态下，既有的能力结构和权力结构，不论事先是否为切换到应急合法性做了多少准备，都因仓促上阵而受到剧烈震荡，难以周全。本质上，一次应急合法性的即兴切换，不论当机与否，都是一次权宜之计。不经历试错学习、多次优化，很难尽善尽美。但也有两个尽量周全的应急管理案例。一个是日本对地震和海啸的预防和应对经验；一个是核武大国对核战的预防和应对机制。前一个案例中，虽然说地震和海啸对日本来说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每次发生都需要启动应急行动。正因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验才不会止于一次性权宜之计，才会被持续记忆、储存编码、经常调用、实践和更新，也正因为这样，能力结构才得以稳定地保存，权力结构得以完整地延续。后一个案例，虽然核战争没有发生过，但核武大国都为之设有常备的权力结构和能力结构。至少在六十年代“猪罗湾”冲突中，美俄双方在核战一触即发之际，最终都做到了理性克制，表明两国各自有比较可靠的结构性准备。
这两个案例，就应急管理启动频率而言显然是不同的，但相同点是：常规性地设有专门的权力部门和能力中心，保持权力结构和能力结构的稳定性。这需要极大的资源投入，但事关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巨大投入是值得的。在理论上凝练启示，这两个案例指向合法性切换本身的思维转换：从完全即兴的当机切换转变为 “半即兴切换”的有所准备和有所排练的切换。这才是周全管理思维的关键所在。半即兴切换是解开合法性切换悖论的一把钥匙：要在一贯合法性中设法给合法性切换赋予一定的合法性。换言之，应急合法性要与一贯合法性有一定的衔接，并且要保证应急合法性所必需的能力结构和权力结构在准备上具有一定的常规性。
四、更深层的结构：意义与意识
能力结构与权力结构彼此相生相克，为了理解其复杂性的深层次原因，还需要再审视两个处于社会组织系统更深一层的结构：意义结构和意识结构。这两个结构是理解能力结构与权力结构如何相生相克的重要变量，也是理解其如何决定合法性切换的重要变量。
在社会组织系统情境下讨论的“意义”，一定是“合法的” “意义”。所谓合法性，就其可以明确表达的部分，例如“服从大局”、“英雄主义”、“牺牲精神”，都属于意义建构。本文所提议的合法性的半即兴切换和周全管理思维，也是在建构意义。
当合法性和意义融入人们日常认知、言语和行为中，加以很多掺杂（比如，社会文化心理）和搅拌（比如，得失计较、舆情与情绪），变成隐喻和情境智能，变成个体间彼此会意和群体默契，就形成了“意识结构”。如果说合法性和意义是露在海面之上的冰川，那么，意识结构则大体埋在海面之下。
意识结构因其可以不完全显露，不一定与合法性和意义保持一致。
事实上，意识结构与合法性和意义建构经常相悖。多数时候，表面看起来能力结构被权力结构所操控或者异化，其实是意识结构和意义结构在发生作用。能力结构一旦生长出权力，也有可能反过来扼杀权力或者遏制同类。而这种选择不是无缘无故的，选择的背后，可能是驱动力或吸引力，都来自于社会文化深处的某种意义结构和意识结构。一个社会如果对权力过于崇拜，过于畏惧，就会驱动委托代理结构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外行管内行，只不过是这样的文化——作为意识结构和意义结构——之下的一种表象。这样的文化下，权力结构自身先异化，然后再去异化能力结构，进而再以强化的方式异化已然默契的社会意识结构，后者与一贯合法性和扭曲而夸大其词的意义结构相互适应于一个自洽的系统中。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人类在重大灾难突发之际，都需要经过很多呐喊才能唤醒良知，建构对的意义，把合法性切换做对，以尽量做到周全的应急管理。
五、“半即兴”应急管理思维模型总结与管理建议
基于上述刍议，一个社会组织系统面对突发事件，若现有的组织机制基于已有的经验谱系不能完全有信心去应对，那么就应该寻求通过合法性当机切换，以调整应对的组织机制，拓展应对经验和能力。依据系统的不同和突发事件性质差异，合法性切换在程度、幅度、时长和覆盖面上表现出差异。然而，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我们更关心深层次的问题，即：在应急反应中，如何尽量避免忽视和无端延误，如何把握应急合法性是否得当，合法性切换是完全即兴还是“半即兴”，如何当机立断以及如何在应急管理中兼顾权宜之计与周全管理思维。我们提出，影响此过程选择与成效的关键是四种重要的基础结构，即：能力，权力，意义，意识。能力结构和权力结构，更有形；意义结构和意识结构，更无形。它们彼此伴随交织，如影随形，共同构成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合法性切换的支撑。当我们说一贯合法性具有惰性，主要是这四种结构的惰性表现，而能力结构更凸显一些；当我们说一贯合法性拒变，主要是这四种结构的拒变的表现，而权力结构更突显一些。而那些把事情做对的应急管理案例，探究其成功原因，离不开这四种结构在相互作用中柔性调整，相互适配。
应急管理模型：“半即兴”切换与周全管理思维
要真正理解“半即兴”合法性切换与周全管理思维，并做好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要深刻理解并做到以下四点：
一、一贯合法性与应急合法性不是相互对立的。如果把一贯合法性与应急合法性看成是对立的甚至是割裂，则合法性切换就是完全即兴的切换，难免有失周全。要转变看法，认识到一贯合法性与应急合法性可以有所衔接，有所包含，有所准备。基于这种认知的合法性切换是有所准备的切换，即“半即兴”切换。
二、权宜之计与周全管理不是相互对立的。完全即兴的合法性切换不仅有失周全，而且学习成本高。在“半即兴”切换模式下，因为应急合法性与一贯合法性有所衔接、有所准备，以往在每一次应急管理中的权宜之计得以被储存和吸纳，充实经验谱系，以备调用。在此经验基础上，也难免在下一次突发事件时还是需要新的权宜之计，但新一次的权宜之计又成为一次宝贵的学习。所以，在“半即兴”应急管理思维中，权宜之计与周全管理亦非水火两立，而是可以水乳交融，相辅相成。
三、所有这些转变的关键在于四种结构的转变。从完全即兴向“半即兴”转变，其本身就是指意义结构的转变，必然要求并驱动权力结构与能力结构的转变，也影响着存于社会心理中的意识结构的相应转变。在此意义上， “应急管理”主要是指管理这四种结构。改进、优化或者周全应急管理过程，这几种结构是关键的着眼点，也是关键的着力点。
四、学习和完善周全管理思维，应该本着组织学习的精神和人类追求进步的态度。在生态学意义上，合法性切换是系统调整的一种方式，属于一种间断性均衡。人类社会组织系统，也要在间断性均衡中调整自己。要不满足现状，追求进步；注重学习，注重上述四种核心结构的学习与持续改进。只有这样，经历应急，四种结构才能得到调动和发挥，从而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同时，不光要在系统内学习，还要以更广阔的胸怀，多从系统间学习获益。面对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和未来不确定性，大国之间应该加强合作，建立共享“备胎”中心，这是人类共同体应该有的视野半径和周全管理思维。
作者单位：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原文发表于《清华管理评论》第5期，86-97页。（《新华文摘》2020年第17期全文转载）。本简报有删减。
简报执笔：冯雨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