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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第172期 刘俏:扩大内需、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

近日,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举办“扩大内需的政策创新与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企业高层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当前形势下如何通过政策创新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院长刘俏教授在本次会议上发表致辞演讲。以下内容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一、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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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与人均GDP是负相关的,这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外贸占到GDP的比重是下降的。这也符合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的数据,在2006年中国的出口加进口规模占到GDP70%以上,近几年下降到GDP35%左右。这里面的潜台词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外贸本身的重要性在下降,内需和国内市场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是大国经济演进的客观规律,日本和欧洲各国的发展都呈现了这样的规律。基于此,成人直播思想力预测到203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将从目前的39%-40%提升到60%,其中服务消费会占到总消费的60%。我想这是我们目前讨论扩大内需、改善经济增长动能的一个大背景,消费、内需和国内统一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不断提升。

二、共同富裕目标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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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大家知道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假说,即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人均GDP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随着人均GDP增长,基尼系数先上升,然后逐渐下降。而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数据是正U形的,这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一个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水平比较高的阶段,这是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又一个大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关注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课题显得更加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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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全世界在加速极化,不同群体价值观分歧扩大并且越来越难以彼此沟通,这与一些群体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是相关联的。以美国为例,从1978年到2015年,收入处于后50%的人群的收入扣除物价之后几乎没有增长,处于中间40%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扣除物价之后的平均年增速仅为0.9%,这些人也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哈佛大学Raj Chetty教授的研究发现,19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有90%以上收入高于父辈,19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仅有50%收入高于父辈,这个现象可能会慢慢地在中国出现。未来要解决价值观上的极化等问题,提供一个平等的发展机会,提高社会流动性,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会非常重要。

三、城乡二元结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来源之一

关于大家所关心的共同富裕和扩大内需问题有很多的诊断书,各界也提供了很多对策,做了很多分析,包括去年提出了三次分配的概念。我理解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来源,还是城乡二元结构。按照去年的统计数字,城市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人口的2.42.5倍。这背后有很多原因,特别是和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低有关。2017年整个农业贡献了不到8%GDP,但是动用了29.7%的就业人口。去年农业占GDP的比例下降到7.3%,但是仍然占用了25%的就业人口。对比法国,2001年法国的收入水平已经很高了,占GDP比重2%的农业只动用了4.1%的就业人口。相比之下,金融行业大概贡献了8%左右的GDP,而全部的金融就业人口只有800万,其中从事投行业务的只有15万,大家愿意从事金融行业,还是跟收入、生产力水平有关系。我们的政策举措也该针对提高农业TFP对症下药。

四、成人直播思想力关于扩大内需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研究

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成人直播思想力研究比较多的几个课题。

第一点是如何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土地确权,集体用地或者说农村用地真正的流转。这个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农业生产的集成化、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有利于提升农业的全要素生产力。

这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应该怎么办。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四五规划纲要都提出,农业转移人口要实现市民化。但是要实现市民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何让农业转移人口能真正在城市待下来?我们简单测算了一下,目前在城市中总共有两亿灵活就业人员,还有三亿农民工。如果到203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5%,并且所有的在城市居住的人都有户籍,这就意味着有将近4亿人要在未来15年获得城市户籍,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是迫在眉睫。与此相关的包括租赁住房改革,以及公积金覆盖面的提升,这些社会福利制度需要在未来覆盖更多群体,这也带来很多我们在未来需要去破题的空间。

第三点,大家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居民部门进行了转移支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美国的服务业占到GDP80%以上,在疫情之下由于社交隔离等原因经济本应该非常糟糕,但是过去两年我们看到,不仅2020年在恢复,2021年全年GDP增长了5.7%,而且第四季度接近7%2022年,如果抛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件,大家对美国的经济情况预期也是偏乐观的,预计会有4%甚至逼近5%的年增长。这给了我们一些启发。我们讲共同富裕,讲城市跟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讲社会流动性,那么有没有可能采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这里面有很多形式,简单讲可以包括发放消费券,对低收入群体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进行补贴等。很多经济学家有这样的观点,如果R(利率)小于G(经济增速),即国债利率小于经济增长(实际GDP增长)速度,那么在理论上扩张的财政政策就是可以持续的。今年的实际GDP增长目标是5.5%,而目前的国债利率是比较低的,如果能够用这些钱去做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有利的投资,财政政策就能够对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这个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政策的选项。

第四点,未来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都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目前就业人口当中有25-26%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到2035年这个数字会降到6%左右,这意味着在未来15年的时间里,占劳动力近20%的人口会从农业转移到别的行业。他们的生产技能、就业技能从哪里获得?是否可以从国家政策层面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补贴,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五、“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的定位和目标规划

今天是共同富裕实验室正式挂牌的重要日子。我们强调科学性,希望把对科学规律的认识纳入到政策问题的思考当中,以行为科学的视角形成世界顶级的政策和行为干预的研究平台。通过组建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聚焦中国的瓶颈,用科学方法探索不同行动政策的有效性。刚才我提到很多政策,政策到底有没有效果?我们会采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大规模的对照实验来确定政策的效果,包括针对性、有效性和实施成本。通过这些方式,为未来在共同富裕目标之下更好地制定政策提供来自田野实验和科学研究的依据。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聚焦一些领域,包括消费券发放的效果评估,数字鸿沟的消除,通过人工智能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健康等等,通过更加科学理性的方法以及大量的填补空白式的研究,真正为未来15年扩大内需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执行效果和成本清晰可见的政策建议,最终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尽一点微薄之力。

今天特别高兴有机会同各位专家和来自业界的同行一起思考这个问题:用什么样更好的举措能够在中国目前的场景下真正解决我们需要解决的第一性的问题,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本文在演讲全文基础上略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