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举办“扩大内需的政策创新与共同富裕”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企业高层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当前形势下如何通过政策创新扩大内需和促进共同富裕。成人直播
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负责人陈玉宇做主旨演讲。以下内容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共同富裕问题在这个时代会引起大家在观念上的各种讨论。今天我回答大家三个问题，应该怎么理解收入分配问题和共同富裕问题，我们中国该怎么应对这些问题，以及成人直播的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想要做些什么。
一、怎样理解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
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有许多指标（如基尼系数）可以衡量，但是并没有发现关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统一规律。一部分经济学家反对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他们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竞争力、不同的努力程度，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好所有问题。可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全世界面临的最核心的挑战之一、很大程度上决定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一个共同繁荣的未来的，就是怎样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即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收入占全部人收入的比重。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并将其分为两组。
第一组国家，在1929年大萧条或者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富裕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出现了大幅下降，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有大幅降低。我们应该去试图理解这段时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原因，即各国采取了什么样的有效措施，社会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何不同等等。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这些国家的富裕群体所占的收入份额又重新上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变得愈发严重。今天看到的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范围内激进的理念的重新兴起，都跟西方主要国家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急剧上升有关。现在自由市场的理念正被不平等的后果所影响。解决好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有助于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的繁荣。比如美国目前就面临着种族之间、性别之间、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不平等问题。美国梦可以简单理解为下一代人通过努力，通过自由市场的创造，会比上一代人过得好。但是现在这样的美国梦在褪色，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现在只有一小半不到的人，能够在绝对生活水平上优于他的父辈。然而与此同时，也有另一组国家比如法国、北欧国家、日本、西班牙等，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没有上升。
如果要研究共同富裕的问题，应该针对世界上这两类国家的增长模式，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多做一点研究，而不是仅仅提出一个口号。实际上，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是要吃大锅饭。我们今天想探讨有没有可能存在既有繁荣的经济增长又有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式。
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个人参与市场竞争，以受雇、自由创业、自我雇佣等各种形式，获取的收入被称为Market Income，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近些年美国Market Income的基尼系数在上升，从原来的0.4到了现在的0.55。但美国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即累进所得税，收入高的人多交一点所得税，收入低的人少交、不交所得税，甚至还会获得政府的收入支持。所以在扣除所得税之后的Disposable Income（可支配收入）方面，美国的基尼系数曾经只有0.3，最近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达到了0.4，法国更低只有不到0.3。此外还有另外一个概念，Final Income，即最后收入，指的是把可支配收入加上享有公共服务的收益减掉税费的负担。举例来说，有一个孩子在优质的公立小学上学，学校的教育成本远高于家长的实际支付，这就相当于家长被补贴了，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长的孩子在那儿上学，那么他就有了隐形的收入。从最后收入来看，会发现美国、法国等国的最后收入基尼系数相比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又下降很多。
总结来说，有两个政策起到了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一个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另一个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中国在这两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一方面，目前在从Market Income到Disposable Income（可支配收入）的过程中，个人所得税在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起的作用还不够明显；另一方面，目前在从Disposable Income（可支配收入）到Final Income的过程中，公共服务也没有能够有效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二、中国如何应对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
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如果希望能持续地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就必须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必须让更广泛的人民享受到良好设计的公共政策，这就是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成立的目标。提升社会的治理程度，要靠科学的政策研究。
比如税收政策，谈到共同富裕问题，可能一些人建议的政策很简单，就是征税，但是此时就面临取舍，税率过高会让在市场上积极努力的人备受打击，那么何来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呢。我希望强调一点，应该逐渐把社会政策界、社会科学界、经济学界这么多年积累的智慧用更有效的方式来传递，推动更好的政策设计。
北欧有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只有两档，0和20%，即Flat Tax。这种设置好不好？斯坦福大学的Robert Hall教授等经济学家从80年代起就一直在鼓吹，要把美国繁杂的个人所得税变成两档，简洁明白，也许降低不平等程度的作用也很好，并且税率也不至于过高。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盲目征收过高的税率，反而可能导致一些巨大的浪费，比如避税带来的社会成本。从90年代起大家就在思考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但是目前我们的税制在各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改进空间。我们的税制起的作用究竟如何，是不是太繁杂，最高税率是不是太高，征管效率怎么样，起到的再分配作用如何，这些都是要面临的问题。
我现在想告诉大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法国、西班牙等做得好，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在过去40年不断增加的问题，这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社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很难有繁荣。但是如何解决是关键，如果用粗暴的、简单的手法来解决，会导致更坏的结果，其实全世界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再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公共政策不是意识形态的辩论，而是科学的政策。举个例子，奥巴马的医保政策，是增加了工作岗位还是减少了工作岗位，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增加还是减少，和你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没有关系。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快速上升到了一万多美元，可是收入差距却如此之大，因此全社会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观点和看待这个问题的方式。接下来怎么办？这是此时此刻中国面临的挑战，解决不好，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就会有问题，用坏方法解决，就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一）增长与平等
数据表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平均而言是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通过税收、财政等方方面面的政策，以及民间的活动，包括我们所说的三次分配，各种公益慈善社会机构（在起作用）。所以发达国家虽然也面临问题，但是总体来看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一个认知能力的问题，是社会治理能力的问题。
（二）包容性增长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情况，根据收入将一个国家的人分为5组，可以发现，从1979年到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份额略有增长。经济学家中反对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人说，比起关心前20%的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是否扩大，更应该关心的是最后40%的人。我认为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表现是不错的，过去十年里各群体的收入份额变化不大，这意味着至少中国不同收入组别的收入增长速度接近。
但下一步我认为中国应该在两个方面的政策上做得更好，即宏观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策和社会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政策。要让后40%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前面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这是宏观政策上要努力的方向。历史上有这样的政策，1950年至1985年间，美国总体经济增长了90%，而收入后50%的群体的收入增长了110%，快于平均增长速度。但从1985年到今年，美国总体经济增长了70%，而收入处于后50%的群体的收入只增长了1%。美国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很高，但是三分之二美国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很低，低于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甚至存在负增长。由此得出结论，共同富裕既要有经济增长，还要有社会政策的配合，让经济增长尽量的具有包容性。
过去200年没有经济增长的时候，全世界生活水平在每天两美元以下的人口占了90%。到了1975年全世界一半人口过上每天两美元以上的生活，吃饱了饭。从1975年至2015年，80%以上的人过上了每天两美元以上的生活，这是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的故事造成的。所以当我们谈论共同富裕时，我们需要知道要坚持市场经济，才会有这样整体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要解决整体经济繁荣所造成的不同收入组别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增长和平等的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趋势，如U型或倒U型，而是取决于国家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创新。
过去40年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们不那么重视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原因很简单，第一，1970年代末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才0.3，收入分配不平等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二，西方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管制过多导致效率低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家在过去三十年更多地把研究重点放在经济增长和增强市场活力上。中国也一样，我们从计划经济僵化、保守、死板的体制当中释放活力，所以大家强调市场经济的活力。但是40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变化尤其大，40年来我们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成果，但也创造了一些问题。中国最低收入组别的生活水平较30、40年前有了数倍的提高，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最低收入群体的人相对高收入群体的人的不平衡（扩大了），这方面的政策设计是不够的，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够，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么需要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科学研究来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思考。
（三）宏观政策的分配效应
宏观政策的分配效应究竟是怎样的？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事实上是被谁享用？街心公园中每天散步的是收入前10%的退休人员，还是收入后10%的？每一项公共支出的再分配效应都需要去做调研，需要学者们实打实的研究，甚至有一天会形成一个business（商业机会），大数据公司提供信息来显示省市县的公共支出更多倾向于哪些群体。
（四）劳动力市场和技能培训
包容性增长的议题，税收，财政政策，三次分配等方面大家已经有所讨论。关于劳动力市场，有一个经济学上的结论，从1950年至1985年，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下降，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劳动市场上广泛的培训，以及雇主和雇员的斗争的平衡。平衡意味着不能走极端，比如不允许雇主和雇员很好地谈判工资，当然也不能走另外的极端。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上，中国不能走极端，而是要很好地平衡。美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做得好一段时间做得不好，中国也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李克强总理强调我们要做更大强度的技能培训。的确如此，培训适应新的产业结构、新的技术环境的技能对一个国家而言至关重要。可是目前的财政激励、地方政府主观上对技能培训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的。
（五）产权保护和中小企业
产权保护和中小企业也是核心的事情。中国有一亿家以上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它们能触达数亿人的收入。这两年扩大内需，总理持续强调要直达企业，这样的政策的再分配效应会很大。
（六）平衡好增长与平等的中国模式
想让经济进一步繁荣，想让市场经济更有活力，想让大众去拥抱市场经济的理念，就要做好社会保障，要让经济增长更有包容性，让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我的理解中，共同富裕不是说没有差距，而是有可理解的、能让社会的紧张感降低的差距。解决好共同富裕的问题，未来中国经济方能是繁荣的、包容的、有活力的。
三、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的目标
我们的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关注两个主题，一个主题是宏观上，宏观政策的分配效应，该方面需要大量研究，要看到每笔财政支出、每个经济政策对市场活力的影响以及起到的再分配效应有多大，从而对整个社会做出贡献，甚至最后变成政府日常行为中的一部分。另一个主题是微观上，各类人群或企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让需要被帮助的群体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能让他们在收入分配的阶梯上往上走。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打疫苗。相比欧美国家或其他与中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中国的流感和肺炎等疫苗的接种比例很低。如果有慢阻肺或者肺纤维化的病人因不打疫苗，最终得了肺炎，会导致健康大幅恶化及大量医疗开支。但是如果这类人群能在秋冬季节支出小额费用接种疫苗，就大概率可以避免肺炎和住院治疗。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弱势群体进行此类帮助的成本很低，可是效果很好。而我要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不打疫苗，是认知上的、信息上的、社会政策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这都需要扎实的研究，并在研究中发现能够提高大家打疫苗积极性的好政策。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的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就是希望利用成人直播的资源，利用全世界学术的资源，对中国在宏观层面上的政策再分配效应评估作出贡献，让决策人知道每一项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活力的作用在哪，对再分配效应的影响如何。此外，我们今天请了优秀企业的企业家来谈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商业过程中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将来有一天，我相信这种微观层面上经验的积累，是真正能够根本性地改变中国，带来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让大家拥抱一个有活力的经济的最好的办法。
作者单位：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