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遥
观点概览
Ø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冲击是影响GDP增速和CPI等宏观经济指标波动率的主要因素。普通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Ø引进基于动态准备金调控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能够以更大力度来调整准备金比率，可以在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从而降低普通企业和融资平台企业的违约率。
Ø在全面、客观评估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业务的信用风险的基础上，对高风险的融资平台企业或者类似机构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实施“差别化监管”。
Ø本文建议宏观审慎监管应该密切关注信贷资产的流向；要加大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治理；同时应做好一般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的化解处置，避免信贷过度扩张和潜在违约风险上升。
2021年12月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近几年地方债务管理取得积极成效，隐性债务减少，政府总体杠杆率稳中有降。而由于今年以来经济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各地按照全国人大批准的新增额度，加快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节奏，支持了重点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同时，在地方财政持续紧张的局面下，中国地方债务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中国地方债务治理，关注规模，更要关注化解方式。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4月末，全国地方政府的显性债务余额达到了32.29万亿元，而对隐性债务没有官方统计，部分机构和学者的估计在30到50万亿元之间。显然，地方政府的债务构成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同时，自201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初步建立了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支柱”的调控框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做好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本文基于2020年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论文“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以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如何运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控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稳定宏观经济。
一、重点监控企业信贷和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
首先，我们的论文量化分析了普通企业和融资平台企业的风险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团队对1995-2017年宏观指标分析发现，GDP增长率波动性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来自需求侧的财政政策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其次是来自供给侧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冲击。来自实体经济部门的风险冲击能解释GDP增长率波动的17.39%，其中主要为普通企业的风险冲击。类似地，CPI波动中，约一半可以归结于货币政策冲击，近20%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风险冲击。对于M2增长率、普通企业和融资平台企业的投资增长率的变动而言，实体经济部门的风险冲击尤其是源自普通企业的风险冲击则是其主要驱动力量。
由此可知，普通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冲击都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和违约风险的增加，两类企业的风险冲击是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有鉴于此，研究团队建议：我国应充分认识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普通企业的风险冲击在中国经济波动中的重要性，将融资平台和普通企业信贷的违约风险作为重点防控领域，关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