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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依敏 周默涵 魏 旭 周 羿

本期观点概览

●宏观冲击可来源于需求和供给层面，不同层面的冲击对企业微观行为的影响有着本质区别，不可一概而论。

●在评估宏观冲击对企业的影响时，要考虑企业通过创新应对冲击的能力，而不同企业在创新效率上的差异也使得行业内不同企业应对同一冲击的方式有所不同。

●政府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而非普遍性的产业政策。在行业遭受不利宏观冲击时，政府应根据该冲击所在层面和企业创新能力，为不同企业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政策方案。

●源自供给层面的不利冲击也可能是“塞翁失马”，在政府的适当引导下，成本上升在长期可以加速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提高行业的平均竞争力与创新水平。

当前国际环境动荡，外部冲击不断，中国在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面临较多挑战和较大不确定性。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引入创新能力异质性的企业决策模型，在其中将企业研发投入和生产率内生化，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长期和短期两个视角，考察了宏观冲击对企业研发及生产率的影响，从微观视角为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中推动企业创新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步入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经济发展模式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2019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了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合作条约》（PCT）系统提交专利申请数第一的国家。如今，中国企业正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

然而，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一些突发的宏观冲击可能会使“中国创造”的良好势头受阻。总的来说，对企业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的宏观冲击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是供给层面，即冲击导致上游成本增加；二是需求层面，即冲击导致行业需求下降。在如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的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着供给与需求的双重不确定性：无论是他国出于政治考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和贸易封锁，还是地缘政治对能源、粮食等重要物资带来的供给干扰，都会体现为企业的上游成本增加；而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国内外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则会对企业面对的国内外需求产生影响。

这些愈发严峻的宏观风险将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生存与创新？中国企业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中国政府又应如何协助企业以助“中国创造”砥砺前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对当今国际形势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二、研究方法及结果

本研究通过构建和分析以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理论模型，研究异质性企业在遭遇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的宏观冲击时的产量与创新决策变化。在模型中，企业的异质性体现于其创新效率的差异——创新效率决定了企业创新投入转化为生产率提升的效率，而生产率则决定了企业生产每单位商品所需的生产要素用量，即企业的单位成本。创新效率与生产率的关系意味着，在遭遇宏观冲击后，企业不仅可以通过调整产量以适应冲击所带来的外界环境变化，还可以通过根据自身的研发效率，调整研发投入水平，用生产率与研发成本的改变缓和宏观冲击对企业的影响。

当企业面临来自供给层面的宏观冲击时，该冲击在模型中体现为生产要素价格的变化。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生产成本的增加会使得所有企业的产量和利润都下降，但不同企业在研发成本上的选择却会根据企业的创新能力差异而有所不同——高创新效率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以提升生产率；低创新效率企业会减少研发投入，以致生产率下降；而一些创新效率很低的企业则会因为实现盈利所需的创新投入过高而不再研发和生产。在长期中，随着存活的企业数量逐渐减少，市场竞争程度降低，存活下来的高创新效率企业所面对的需求出现上升、市场份额扩大，使得效率很高的企业在增加研发投入以提升生产率的同时实现利润增长。从行业整体来看，这不仅意味着行业的平均研发投入、生产率和利润均有所提升，而且因为存活下来的高创新企业产量较高，行业的平均产量也并未下降。

当企业面临来自需求层面的宏观冲击时，该冲击在模型中体现为企业产出商品的消费者需求降低。由于需求减弱无法通过生产端的技术进步得以缓解，在短期内，当所有企业在预料到其能够售出的商品会减少后，都会选择减低产量、减少研发投入以尽量减少利润损失。而在长期中，行业需求的降低会导致行业内的企业数目与消费者需求同比例减少，行业出现萎缩。对于留在行业内的企业来说，需求冲击被竞争程度下降所抵消，企业的行为（产量、研发投入、生产率、利润等）均不会发生变化。

三、总结与政策讨论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异质性企业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对企业微观创新行为与行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的宏观冲击有着大相径庭的传导途径和行业影响——总的来说，来自供给层面的宏观冲击对企业的影响是根据企业的创新效率而变化的，因此造成行业结构的改变；而来自需求层面的宏观冲击对企业的影响大体一致，从而会改变行业整体规模。本研究的理论分析可为我们带来以下政策谏言：

1. 理论上来看，统一的补贴政策不一定会对行业创新产生有利影响，政府应采取有针对性的而非普遍性的产业政策。在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减低企业成本的补贴政策对企业而言可理解为一个来自供给层面的有利冲击，其作用与第二部分中讨论的不利供给冲击正相反。因此，从理论角度来讲，一个惠及所有企业的补贴政策会降低高创新效率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提高低创新效率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并降低整个行业的平均创新投入和生产率。因此，相比于对整个行业提供普遍性补贴，更好的补贴方法是重点扶持高效率企业，并帮助低效率企业有序转型或退出，这样的产业政策可以优化产业结构，更加有序地提高整个行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

2. 面对因地缘政治摩擦所带来的供应层面冲击（如美国“实体清单”和“芯片禁令”等针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和贸易封锁，和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与粮食供给干扰等），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与之相匹配的政策方案。在当前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日趋复杂的环境下，这种成本上升的外生冲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会持续存在。然而，由于不同企业对成本变化的应对能力存在差异，上游成本增加对企业的影响有很强的异质性。各级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时将企业异质性纳入考量，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激活企业创新活力，鼓励和扶持那些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去积极开展“卡脖子”环节、节能减排等核心技术的项目攻关。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会有部分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无法很好地应对供给侧冲击，要帮助这部分企业实现有序地升级、转产或退出。总体而言，供给危机会加剧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这会提高行业的平均竞争力，但是也强化了行业内部的不平等，使得龙头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支配力甚至是垄断地位。

3. 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要着力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只有市场总需求保持稳定，企业才有足够的激励投资研发项目、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产品多样性。正如本研究模型所展示，行业需求下降在短期会对所有企业的利润、生产率和研发投入产生负面影响，在长期则会使行业规模出现萎缩。在经济低于潜在增长水平时，政府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采购、税收调节、社会保障、现金补贴和消费券发放等方式，保障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意愿。这不仅能保障居民福利、缓解收入不平等，还有助于减少市场总需求波动、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4. 政府应理性应对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中日益抬头的“逆全球化”潮流，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另外，在继续深耕发达经济体等传统市场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开发新兴市场，增加国外市场需求。一方面，这能充分发挥研发活动的规模经济效应，促进制造业创新与对外贸易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也能降低企业对特定国家市场的过度依赖，提高贸易伙伴的多元化程度，有助于在一个宏观冲击频发的环境中分散经济风险。

5. 政府在协助企业应对宏观冲击时，应将冲击持续的时间纳入考量，并从短期和长期的视角来审视宏观冲击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同一类型的冲击在短期和长期内可能对行业及行业内的企业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如果预期宏观环境将在暂时的波动后回归常态（如供给层面的极端天气、需求层面的一次大型政府支出），那企业不会因此改变进出行业的决定，行业内的企业也只会应环境变化调整经营策略。可当宏观冲击的影响被认为是长期甚至永久的时（如供给层面的持续国际政治摩擦、需求层面的出生率降低），就会发生企业的退出和进入，整个市场的环境和结构也会因此发生变化。因此，在讨论具体政策前，政府需要先对冲击的本质及其可能持续的时间长度做出判断，再为之制定相应策略。

作者单位：周依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周默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魏  旭 中央财经大学

        周  羿（通讯作者） 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原文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一期，有删减。

简报执笔：李显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