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开始向“共同富裕”发力。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近日接受媒体采访，解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发挥三次分配作用、利用金融手段助推共同富裕等热点话题。

共同富裕提出的时代背景：

收入分配不平等已成为全球难题

“在过去30年中，世界出现了一个极其显著的现象——全球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大幅度提高。从国际来看，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陈玉宇表示。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不平等正在席卷全球。根据世界不平等研究机构（World Inequality Lab）发布的2018版《世界不平等报告》，自1980年以来，世界收入前1%的人群收入增长总额是后50%人群收入增长总额的两倍。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的《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到2020年底，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球82%的财富；其中，最富有的1%人群就拥有近一半(45%)的财富。而处于全球财富底层的50%人群拥有财富的占比不足1%。

置身于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也面临着类似考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增长奇迹，但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段时期收入差距快速扩大的过程。以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来说，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上升，2008年左右我国基尼系数曾高达0.49，2019年基尼系数回落至0.465。尽管十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整体稳中有降，保持缩小趋势，但中国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4的警戒线以上。

“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复杂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可喜的是，最近10年，我国收入结构正在改善并向好。”陈玉宇认为。他研究分析了近年来收入结构变化的情况，如果将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分为5个等分组，分别是低收入组、中间偏下收入组、中间收入组、中间偏上收入组、高收入组，每等份各占20%。研究发现：从2013-2019年，高收入组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约为7.9%，低收入组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为8.4%，也就是说，从年均收入增速来看，低收入组甚至比高收入组还快了0.5个百分点。“虽然只快0.5个百分点，却是难能可贵的。以前是高收入增长快一点，低收入增长慢一些，但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高低收入的增速齐头并进、基本同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表现。”陈玉宇表示。

陈玉宇认为，虽然收入差距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被拉大，但几乎所有人的绝对收入都在快速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关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8228元，较1978年增长超过164倍；人均消费支出增长107倍；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较1978年63.9%降低了35.5个百分点，已处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标准下的最富裕水平。

“中国对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早有重视，扶贫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动作。”陈玉宇认为。如今，我国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又将浙江树立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探路先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点上，中央政府深谋远虑，审视成绩，思考未来，将‘共同富裕’提上议事日程，处理好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陈玉宇评价说，“这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和世界发展的脉搏，有利于中国开辟更遥远、更长期繁荣的未来。”

正确理解收入分配：

一、二、三次分配协调发展、各司其职

“‘第三次分配’其实是一个本土化的概念。”陈玉宇表示。

事实上，这一概念是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最早提出的。1991年，他在《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指出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力量主要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政府的力量既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前调节，又对收入的再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后调节，那么道德力量则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发生作用。”

在陈玉宇看来，一次分配是基于市场规则的分配，比如劳动者工资、公司利润等。二次分配是通过税收、财政支出等手段进行调节，政府可以通过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增加个人（家庭）的可支配收入。第三次分配则是在道德文化的影响下，人们自愿地通过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方式，用更广泛的社会性行为来促进财富流动，从而形成一个更加健康、平等、公正的社会。

陈玉宇表示，在三次分配中，有多个环节可以改进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为此，他提及了“预分配”（Pre-distribution）的概念，即在劳动力进入市场、取得收入之前，通过制定保障机会均等的政策和教育的普及的方式，发挥市场功能来改进市场收入不平等状况。“预分配就是要让民众不再因出生地、家庭背景等限制，而不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与基本的健康营养保障。”他强调说，“要从制度上，根本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打破加在不同人群上的约束和限制。”

谈及再分配，陈玉宇认为，财政支出制度是当前中国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他表示，大多数国家通过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服务，使得公共服务偏向中低收入的人群，从而使得人们最终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大幅度下降。然而，中国当前提供的公共服务，并没有发挥好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要让公共服务更具再分配性质，而不是优先为高收入者提供公共服务。”他认为。相比于欧洲国家，中国再分配政策作用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后收入差距下降幅度微弱，仅为4%至5%；而欧洲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后，一国国内收入差距降幅可高达20%至40%。

“第三次分配更具有弹性，更能够弥漫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在陈玉宇看来，“对于收入分配制度的健康发展来说，营造一个良好社会氛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全社会建立一种文化导向——反对躺平文化，追求奋斗文化，这是第三次分配的一个根源。”他认为，我们既要反对不问致富手段方式是否合理、公平、公正，而盲目把财富当成功标志的倾向；也要反对不问原因地追求平等均富。将第三次分配的力量集结起来的核心，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中去。陈玉宇表示：“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杀富济贫、仇视富人，也不是丛林法则、毫无道德底线。我们要在这两者间平衡好。”

金融助力共同富裕：

借鉴德日模式 引导金融向善

金融在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中可扮演服务普惠性的重要角色。人民银行日前也指出，要把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那么，金融业应该如何支持共同富裕？

谈及此，陈玉宇表示，金融至少在三方面需要努力。他建议：

一是中国金融改革应多借鉴吸收德国和日本的经验，而非欧美的经验。过去15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发展成绩斐然，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乱象。如今，金融体系要对如何支持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有新的系统性思考。德国和日本是商业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而英美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有一些恰恰在德国、日本得到了很好解决。弄清德国、日本金融体系的基本事实和内在运行逻辑，吸取这两个金融体系的可取之处，对中国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将大有裨益。

二是我国金融市场应加强纪律约束。在金融业自身协调发展上，要纠正金融行业过度激励、短期激励等不良风气。为此，应将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薪资管理纳入监管体系。他进一步解释说，金融业过度激励、短期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同时也会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当金融机构将短期收益奖励给个人，如基金经理，该机构和所涉及的投资者都将承担长期损失的风险。我们要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激励与约束相容的金融行业收入分配办法。

三是金融体系要立足创新，促进创新。具体来说，第一，金融要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这是社会繁荣的基础。金融业要支持孵化新的企业家，从平民中发现新的企业家天才。金融业要在投融资方面更加公平，摒弃嫌贫爱富的观念，打破代际关联性，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大众创造致富机会。第二，金融要力求为更广泛的人群服务，尤其是为低收入人群服务。让金融向善，更加普惠。

最后，陈玉宇用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提出的“无知之幕”理论进行了总结。该理论指的是，人们商量在应如何正当对待一个社会的不同成员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所有人处在幕布下，剥离掉所有影响社会成员看清自我的因素，比如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自然禀赋等，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这样，每个人便能以正义原则理性行事，从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经济安全。当共同富裕话题广泛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我们也不妨把自己放到那个“我也可能是那个最不利者”的角度，当我们都致力于促进社会实现教育公平、医疗公平、收入公平、养老公平等时，那么，共同富裕也离我们不远了。

（本文首发于《中国金融家》）

陈玉宇，现任成人直播-成人直播室 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成人直播 教学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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